柴德赓先生以史学名家，是援庵学术的重要传人，这已是学术界之共识。陈援庵治史范围包括目录校勘学、工具书、元史研究、宗教史研究等[i]，既深且广，后学很难“窥见宫室之美”[ii]。然而纵观柴氏学术生涯，治史门径虽不出援庵先生藩篱，但在研究范围上却另有深造，最主要者：一是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一是《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的编撰。陈援庵虽然对清代学者不乏论述，尤其是对顾亭林、全祖望、钱大昕、赵翼诸人，柴氏治清代学术史也多所取法，比如陈氏有《鲒崎亭集批注》，柴氏则有《<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但是纵观陈氏全集[iii]，关于清代学术之通史的著述却没有，而柴德赓则开有“清代学术史”一门课，并有讲义传世[iv]。笔者通过对柴氏著述、日记、诗集的阅读，发现柴氏学术除了援庵这一主要传承外，还深受“章黄学派”的影响，准确地讲是章太炎、钱玄同二位当时学界耆宿的影响[v]。分别论说如次：

一、         柴德赓与钱玄同：直接薰陶

1. 《哭钱玄同师》诗

1929年（民国十八年），柴德赓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包括史学系、国文系，而此时陈援庵正膺史学系系主任，钱玄同正膺国文系主任[vi]。虽不同系，但有些课程是公共的。因此，柴与钱的师生关系是确凿无疑的，只是以后并没有发展成陈、柴那样的长期授受的师弟关系罢了。在柴氏四年的大学生涯里，与钱玄同或多或少会有交集，然而遍检《钱玄同日记》，在1929—1933年之间并无关于柴德赓的记录[vii]，而柴氏所存日记仅始于1944年，在目前所见钱玄同的文字记录中，仅在章太炎1932年3月31日的讲演记录稿《清代学术之系统》发表在1934年《师大月刊》的后记中提到了柴德赓[viii]，当时是柴德赓做的笔录，整理之后请钱玄同修改的。除此之外，研究二人关系的可征之文献就不多了。后来柴氏哲孙柴念东先生在整理乃祖遗稿时，发现了一张诗稿，题曰：“哭钱玄同师——风雪怀人”，是在钱氏逝世后写的悼诗。其中把他与钱玄同的师生之谊写得很清楚，适足以补此段历史之阙。诗文如下：

雪霁天大寒，隐居了无事。噩耗黄昏来，夫子溘然逝。

忆昔弱冠时，从游历三岁。小学本难明，飞辨说奥义。

厚书商国音，无虑数十纸。间尝观我文，鉴后有新思。

厥后戒生徒，为文先立意。惠然顾我庐，聘我课诸子。

公以博学闻，儒玄而文史。治经宗今文，疑古以为字。

公又雅善书，风格竞模拟。前曾乞挥毫，纸永存公笥。

公又耽清谈，高斋我常至。夏日晚风凉，冬夜炉火炽。

持己夙谨严，言行矜其细。垂老不辱身，大节尤有耻。

天下方嚣嚣，仁爱殊未已。公今撒手归，翩然独遗世。

我亦入中年，多病日憔悴。俯仰感百忧，艰难伤后死。

观其文字，可将二人之关系复述为：柴德赓从游于钱氏之门三年，三年之中，他向钱氏学习文字学、音韵学，并时有请益商讨。他的文章曾得到钱氏的赏识，被赞为颇有新意，钱氏还每每以此教导学生。有一次，钱玄同来看望他，聘请他来督导学生。钱玄同的书法极佳，柴德赓曾乞请过墨宝一幅。钱玄同喜好清谈，柴德赓经常来到老师家聆听或参与讨论。如果没有这首诗，柴氏学术生涯的这一段历史就几近湮没了。而这一段历史恰恰是柴氏学术渊源并非仅仅出于援庵一脉的铁证。钱玄同1929年在北平师大所授的课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ix]等，初入大学的柴德赓对清代学术史的兴趣想必也肇端于此，因此可以说，钱玄同也称得上柴氏治学的引路人之一。

     笔者这里着重诠解一下“间尝观我文，鉴后有新思。厥后戒生徒，为文先立意” 两句，这是钱玄同对柴德赓文章的褒奖，推陈出新的文章才有价值，所以钱氏读到柴的文章之后认为立意很新，并把这事提到很重要的地位，用来劝诫其他的学生。这种长辈对晚辈的提携奖掖是中国士林的传统，这种奖掖既可以使晚辈身价倍增，也在无形中鼓舞了晚辈，促使其成就一番事业。初涉学林的柴德赓自然明白这一关节，所以对前辈学者的奖掖尤为致意并印象深刻。多年之后他在讲“清代学术史”时还特别提出此点，在讲到戴东原时他说：

东原平生称先生的，有个程恂，字栗也，干隆七年才相见，东原已二十岁了。洪《状》说：“年甫二十，程中允恂一见，大爱重之，曰：‘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夸奖实有关系。陈校长初来平时，十八岁，居于某翰林家，见者极夸之，至今犹忆之。被夸而成功者不计其数。东原骂姚姬传，后以文显。][x]

程恂把戴东原许为“载道之器”，戴氏不负厚望，果然成为一代儒宗。在根据李瑚的笔记补入的那部分里，柴德赓特别道出：“夸奖实有关系。”接着他又举了正反两个例子，以夸奖而成功的是陈援庵，陈氏早岁被京中的士林夸赞，后来成就极大，陈援庵年近古稀还对此念念不忘。而桐城派的姚鼐本来要立志成为理学家，因为被戴东原骂了，所以才发奋成了一代文宗，虽然文名大显，但是绝不能与道学宗主的地位相比拟，应该算是失败的。通过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柴氏对早年受奖掖一事是极为重视的。1939年初钱玄同去世时，距柴氏受奖掖已近十年，他写的悼诗中特别提到此事；在讲授“清代学术史”的时候，又过了七八年，柴氏再次提到奖掖的重要性，可见他也像陈援庵一样对前辈奖掖之德是念念不忘的。

2.《说文笔记》

在柴德赓的早年手稿里有一份长达54页的《说文笔记》（暂拟名），字迹娟秀，抄写工整，少有修改涂抹的痕迹，应该是对已有文稿的誊写。据《钱玄同年谱》，钱氏1929年之后所授的课程有“说文研究”，因此，柴念东认为此笔记应该是钱氏课堂讲义的节录本。但笔者把笔记中的内容与《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xi]、钱玄同《说文段注小笺》参读，发现《说文笔记》中的一些解说并不雷同于二书。笔者甚至检阅了《说文诂林》，经过比较，发现柴氏的一些说法依然是新颖的。

比如，《说文笔记》的第一个字是“驯”，对“驯”字的解释，《说文诂林》所引诸书多从许氏原注“马顺”的角度解释，在解释“驯”“训”“顺”通假时多引《史记·五帝本纪》“能明驯德”（《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句读》《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引《五帝本纪》“五品不驯”[xii]，章氏、钱氏之书多引《史记》“不雅驯”解[xiii]，而柴氏笔记则檃栝了《周易·坤卦》：“象传之‘驯致’，与文言之‘顺’，其义一也。”原文即《象传》的“驯致其道”、《文言》的“坤道其顺乎”，比较起来，前人的解释多是根据注解来发挥论证，比如“能明驯德”，是根据集解中徐广的注：“驯，古训字。”“训，顺也。”而柴德赓则发现，《周易·坤卦》中《象传》与《文言》在表示“坤”的卦德时分别用了“驯”与“顺”，同文互证，这一点比前人是更有说服力的。

又如，《说文笔记》的第二个字“愬”，下面注云：“愬与虩通，《说文》引《易》履虎尾，虩虩训为恐惧，‘震来虩虩’，荀慈明本亦作‘愬愬’[xiv]，虩愬义同；《公羊传》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注曰：愬者，惊貌。”据查《说文诂林》，柴氏所引荀氏《易》、《公羊》注皆从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檃栝而来[xv]，而章、钱二氏的书中于“虩”字下皆简单注曰即“吓”字[xvi]，可见此笔记是钱玄同授课笔记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驯”“愬”二字在《说文》中相去悬远，也不符合授课循序渐进之规律，因此，此《笔记》极可能是柴德赓翻阅《说文》时的研究劄记。这是柴氏在文字学方面遗留的唯一著述，就其内容与分量上看，尚未完备，大概是彼时兴起之产物。章太炎、钱玄同治学偏于经学，而柴氏后来的治学兴趣转向了援庵史学，1933年12月，刚毕业未久在安庆中学教书的柴德赓给陈援庵写了一封信，上面有一句话可以为证：“自受夫子之教，顿易昔日之趣。”[xvii]柴氏学术生涯有此一变，故终其一生也未能将此《说文笔记》治成完璧。虽然如此，这一成果与钱玄同的亲炙是分不开的。

至于柴德赓为何选择了陈援庵而不选钱玄同呢？还可以从一段材料中窥见端倪。他在《清代学术史讲义》的绪论里说：

后世人不与前代通声气，完全靠著作论地位，没有著作，身世也就模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比如近代论学，多推章门弟子。章门弟子中，旧派的有黄季刚先生，新派的有钱玄同先生。他们二位，黄先生说要过五十才著书，钱先生议论很新，著述成书并不多，都是刚过五十便作古人。现在大家都知道黄、钱二先生的学问，再过二百年，就未必这样热闹。到底还是著作要紧。[xviii]

钱、黄都没有专著，他们的文集都是后人整理劄记、讲义而成，黄季刚（1886—1935）曾言五十以前不著书，可惜四十九岁就去世了[xix]。柴德赓认为研究学术必须有著作传世，这与陈援庵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陈氏到了晚年还要求柴一年至少要有一篇一万字的文章，这也许是柴氏选择师从援庵的原因之一。至于“重视著述”这一主张是“自受夫子之教，顿易昔日之趣”才有的，抑或是柴氏自己的看法，则不敢断言了。

综上，柴氏所受“章黄学派”中钱玄同的影响是直接的，虽然在文字学方面的影响中途而斩，但在“清代学术史”方面埋下了种子，此种子经太炎之滋育、援庵之呵护，最终长成大树，遂有柴氏在“清代学术史”方面的精深造诣。

二、与章太炎的关系：间接的影响

1.章太炎的演讲与著述

据《钱玄同日记》，1932年2月29日章太炎赴北平讲学，3月29日，章的弟子马裕藻、朱希祖邀请乃师于31日下午3时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后又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国文系、研究院三方名义合请，以重其事[xx]。此次演讲的题目是“清代学术之系统”，史学系大三学生柴德赓是记录者。在柴氏心目中，章氏师徒在学界中算得上“硕彦接踵”（王闿运语），他在《清代学术史讲义》绪论中即说：“近代论学，多推章门弟子。”[xxi]这次太炎来北平避难讲学，钱玄同、马衡、马裕藻、朱希祖、吴承仕、黄侃、周作人等主要弟子先后去陪侍，其余如顾颉刚、钱穆、黎锦熙等非章门的学界时彦也经常来拜山门，他们或论学，或游玩，风头之盛，可谓宾主尽中华之美。仅此次演讲出面的就有章、钱、朱、马（裕藻）等人，对柴德赓来说，不无“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之慨。

笔者通过比较章氏《清代学术之系统》一文与柴氏《清代学术史讲义》一书，发现此次演讲给柴德赓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1947）他在《清代学术史讲义》中还记得章演讲的学术观点：

章：戴（震）少时与惠栋曾相见，后来不甚佩服惠氏，因为惠氏所作《明堂大道录》之类，颇多迷信之谈，戴氏颇不以为然。日本人有一戏语，谓惠栋为洪秀全之先驱，我谓惠氏颇似义和团之先驱也。[xxii]

柴：此书（惠栋《明堂大道录》）章太炎力斥其迷信。汉人谶纬之学，本极迷信。惠氏于汉人之说，无不尊信，此所以为迷信也。……若惠氏撰《太上感应篇注》二卷，真可谓迷信了。[xxiii]

可以看出，在评价惠栋“迷信”时柴德赓继承的是章太炎1932年演讲的说法，而此时距章氏演讲已经过去15年了。细绎《清代学术史讲义》一书可以发现，除了那次演讲，柴氏在疏通清代学术史时，章太炎的很多研究成果也始终是其参照的物件。比如：

在评价王夫之时，柴氏说：

赞之（船山）最甚者为章太炎，对于《黄书》推崇更至，亦因其民族思想。明末三遗老，王氏埋没二百年。[xxiv]

在比较黄宗羲、王夫之之优劣时，柴氏说：

太炎《文录》一有《非黄》一篇，专讥评黄梨洲，其于船山，则倾倒甚至。此无他，船山民族思想较黄氏为明显，遗民气节亦独高故也。

在评论全祖望时，柴氏说：

谢山史学第一，明史第一，宋史第二。影响后世最甚者，为清末之革命，章太炎《章氏丛书》中时用其语。文集而得史学之价值者，惟谢山一人，为清代最特殊之一人。所言无“夷夏”二字，而所言皆是。[xxv]

通过以上三段引文可以看出，柴德赓治史时处处流露的民族主义情怀不止是受陈援庵的薰陶，研读过太炎著述的柴德赓也得到了太炎革命、民族等“好雨”的“无声”润泽，这是他在褒扬船山、谢山时每每提到章太炎看法的原因所在。经笔者粗略统计，《清代学术史讲义》一书中提及章太炎的约有22处，钱玄同、黄季刚各1处。提及钱、黄是在序文中感慨学者著述之重要，二人学问虽大，可惜著述不多。提及章太炎的则大多是在论及重要学者时引用或评判章氏的学术观点。相比之下，书中提及乃师陈援庵的次数相对较少，共有12处，而引用其学术观点的只有4处，其余讲的是陈氏与学术有关的掌故韵事。书中对当时治清代学术史的名家梁启超、钱穆的提及情况又如何呢？虽然在柴氏心目中，梁启超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首创”者[xxvi]，据统计，提及梁启超者约14处，但只有在评价章实斋时才引了他的观点，其余多是提到名字而已。对于另一位名家钱穆，仅在绪论中提及1次。足见柴氏对太炎学术服膺程度之深了，据此可以得出大致的看法：柴德赓治“清代学术史”受“章黄学派”的影响较大，其程度或不在受援庵的影响之下。只不过前者是私淑之、后者是亲炙之罢了。

2.《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与汤国梨

1949年新旧政权的鼎革对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谓天翻地覆，这种变革既是宏观历史的裂变，也是个体心灵的裂变。柴德赓与乃师陈援庵一道选择留在了大陆，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政治取向决定的，他们认为国家在政党之上，执政党的更迭不影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所以相比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共产党的接受是主动的，内心的纠结也少一些。多数学者积极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再加上大量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得个人的学术空间相对压缩了，在国家力量的整合下，学者们被集中起来从事于大型的学术工程。柴氏在新政权成立之后开展的第一件重大的学术事业就是主持“辛亥革命资料”的编撰[xxvii]，开展的具体日期是1951年1月[xxviii]。这部辛亥革命资料的编辑，历时六年，后来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资料丛刊8册。在该书叙言中，柴氏自承：

我们接受中国史学会的委托，编辑辛亥革命的资料，开始在1951年。直到今天，才得和读者见面，时间已经六年了。为什么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主要由于资料搜集不易。当我们开始编集的时候，究竟应有多少材料，心中无数。辛亥革命资料困难，有三种原因：

一、有的问题，资料本不完备，不易说明。

二、有的资料，分散各地，不易搜集。

三、有些资料，是曾经被歪曲了的，考订困难。[xxix]

通读柴氏这几年的日记可以发现，柴氏为了搜集资料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除了查阅图书馆、档案馆等官方机构的资料，他们还时常邀请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演讲，比如章行严（士钊）、叶玉虎（恭绰）等。1955年9月，柴德赓调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该校位于苏州，这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章太炎晚年生活讲学的地方。由于“有的资料，分散各地，不易搜集”，柴到了苏州之后便走访当地的辛亥老人。章太炎虽然早已去世，但他的遗孀汤国梨先生还健在，汤氏是近代女性革命的先驱，也是辛亥革命的老人。两个月之后的11月30日，他便在一次政协会上见到了汤国梨先生，该日日记云：“章太炎夫人汤国黎（梨）先生亦与会，会后与约往访，汤云正整理先生遗书，辛亥一段已不接头，希余协助也。”汤国梨希望柴德赓协助她整理章太炎遗著里的辛亥一部分，虽然未见有柴氏承担此事的记录，但这也算是他与章太炎的一段缘分。两天后，柴如约往访，“十时诣章太炎夫人，已七十三，甚清健，谈及太炎文集三编外间甚少流行，谓秦力山、焦达峰二传甚有关系，太炎亦甚珍视也。”后来，《秦力山传》、《焦达峰传》被分别收录于《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的第1册和第6册[xxx]，可见柴氏拜访汤国梨除了对前辈问候，念兹在兹的还是辛亥革命史料的编撰。目前所见柴氏所遗手稿中有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据柴念东先生说，有些史料是柴氏从汤国梨先生处借来誊抄的，这些材料多是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著述。此后，柴氏多次拜访汤国梨，反右运动发起后，柴氏首当其冲，联系遂少。直至1959年11月22日，“太炎夫人汤国黎先生来，数年前曾来□次，今因杭州园林局来函欲迁转张苍水、章太炎坟，来商如何覆书。”始恢复交往。

严格来说，汤国梨不是“章黄学派”的人物，但她是章太炎的遗孀，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章太炎，正像何香凝之于廖仲恺、宋庆龄之于孙中山一样，她们除了自己的事业成就之外，更代表着一种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认同。章太炎去世时柴德赓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他与章的缘分在汤国梨那里延续了下来。

1949年之前，柴德赓治史偏向于明清之际，对清代学术史致力尤勤，而于近代史则鲜有著述，他之所以能主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应该是中国史学会的器重与指派，而中国史学会会长范文澜是柴读北平师范大学时的老师，二人师生关系亦佳。这套丛书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编撰的，本来与章太炎的革命学说无甚关系，但在编撰过程中，柴氏因为调任苏州，遂又与章氏家人来往，并抄录了大量太炎早期文稿，此缘分亦足备柴氏学术生涯的一桩公案了。

小结

柴德赓在北平师范大学就读时受过钱玄同、章太炎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清代学术”与文字学方面，稍微偏向经学，后来兴趣转移，遂改从援庵治史学。柴氏从游于钱玄同之门三年，曾受过奖掖之德，柴氏也为章太炎的演讲做过笔录，并深受其学术观点的影响。钱氏的影响是直接的，章太炎则仅在一次演讲时会过面，其余则通过章氏著述受其影响，所以是间接的。通过柴氏现存的往来书信还可以发现，同他相与过从的章门弟子有沈尹默、沈兼士、汪东等，再传则有台静农等，尤其是台静农，与柴德赓是莫逆之交。纵观柴氏一生的学术事业与交游，柴氏与“章黄学派”关系之深可见一斑。据此，笔者得出一个结论：柴德赓治学，在内容、方法、内在精神等方面传承的主要是援庵学术，但并不完全局限于乃师藩篱，其视野也有不少开拓处。除了个人的禀赋与勤奋，柴氏早年与章太炎、钱玄同的渊源也是他能有这些开拓的远因之一。